表一：各种提请类型对比表 在前示七类审查提请中，第1类权限争议提请主要涉及国家机构之间的权限冲突，旨在维护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因此在性质上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3]参见任喜荣：《宪法基本文化政策条款的规范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2期。有学者认为，国家教化使命是革命教化政体的延续。

在宪法框架上，文化基本国策试图构建调整文化基本关系的文化宪法体制，通过与公民文化权利的互动形成宪法文化秩序。四、精神文明建设的宪制结构 社会本质上是共同意志的聚合产物。二者路径相异，但在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的融合及其德性教化上，却颇为一致。基本权利条款中明示国家义务，表明国家在总体目标的指引下的特定作为。[14]要激发公民的公共精神，就必须通过法律、习俗、公共服务、各种形式的公民教育途径等方式，引导人们对公共利益作出优先选择，培养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爱国主义）。

申言之，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烈的规范面向，既非纯粹的个人价值自主选择问题，亦非单向的国家道德干预问题，而是一种在个体参与社会交往基础上所形成的国家与个体的价值沟通机制。群众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主权代表与群众的动态联系机制，它通过党的层级组织，将群众组织起来，通过群众提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宣传解释、进行教育并见于行动，以具体议题整饬党风，加强执政党与群众的血肉关联。开始，主管行政部门的同志还是不同意。

在德国民法典中，借助于民事法律行为，私法自治成为近代民法体系的基石。[22] 二、作为介入私法自治领域的行政法 本质上，行政法介入私法自治领域是行政权对平等主体之间私法自治内容和范围的限制。[17][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与之相匹配的行政法以国家-市民二元结构为基础，以控权理念为指引，以干预行政为骨骼构建了一个公法体系，旨在保护私权并为私权提供有效救济。

如《民法通则》第 41 条第1款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由于私权观念不发达，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民法的发展，即使制定了相关的民事法律，其实效与观感也不是太好。

建立健全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管理登记资料。毕竟，没有行政法的外部作用，合同或许就是一张废张。若同一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在公、私法上有不同评价，则会导致民事主体无所适从，私法秩序也会混乱。4.行政裁决与民事争议的判定。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对市场交易的一种外部介入，是对合同自由的补充。[43]然后，今天这种共识尤其在行政法学界尚未达成。行政裁决运行模式如同司法权，但并非完全搬用司法程序。[10]《列宁全集》第38卷，第587页，转引自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18]如《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规定：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如果有，收缩的法域界线在哪里？私法自治首先将会受到依法行政原理的约束。

但当时，国家占据的行政空间依然广阔，这既有观念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使然。[31]公允地说，这种不满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这种介入内容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1）公法助力私法自治。这是私法自治理念在中国《民法典》中的体现。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从中国行政法史简考切入，分析中国法背景下的公、私法交织现象及其成因。这是因为，行政具有极强的目的性，且具有多变性，对此立法机关必须保证行政介入私法自治有相当的灵活性，不宜在《民法典》相关条款中固定行政的内容。[41]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1912年之后，西学东渐，民国政府也制定了《中华民国民法》等法律，但是，私法自治领域未能如愿形成。

民法、行政法是法律第一次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刑法是法律第二次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活动，在现代社会中并非单纯是两者之间的私事，它还必须兼顾国家管制的目的，如私房出租要附随履行行政法上消防安全义务等等。

又《民法典》第494条第1款规定：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任务的，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度中，个人私权极度膨胀的现象始终没有真正出现过，相反，社会本位的过度膨胀使得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空间被压抑至极为狭小的空间内。

1989年《行政诉讼法》构建了国家—个人的对峙关系，[33]但这种西式的对峙的建构关系，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数千年历史积淀下来国家本位的底色。[31]王涌：《私权的分析与重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36页。

摘要:  行政法经历了从行政管理法到管理行政法的一个历史变迁过程。没有行政法的内部介入，私权利保护就不可能充分。当然，公法介入私法自治也是有边界的，因为对自由做出必要的限制只能是为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或为矫正市场的某些缺陷的目的[17]。在这里，民法和行政法不再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

（2）公法借私法方式完成任务。如《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参见同前注[14]，[德]Eberhard Schmidt-Aβmann书，第316页。以不动产登记为例，不动产登记是行政确认的一种行为类别，性质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

一些研究中国法的外国学者也已经敏锐地指出：西方的范畴通常不适合描述中国的法律。[12]黄忠：《民法如何面对公法：公、私法关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构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70页。

预防性规制的基本方式是行政许可。[24]在上述不动产登记机关的法律框架之下，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作出的不动产登记具有权力属性，属于行政行为范畴。不动产登记行为是国家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动产登记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与此相关的法规范通常属于行政法规范。对首次裁断权不服的，从充分保障民事主体合法权益角度，应当确保当事人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至于是何种性质的诉讼，则取决于法律的具体规定。

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基于保护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目的，国家需要通过行政权影响私法关系的形成、消灭或者决定其效力有无等。

不过，民法学家这种敌意在现代社会中正在慢慢地被消解，并开始接受这一事实。因为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

[39]如何理性看待个人维权行为，与其指责他们没有应有的政治觉悟社会责任，倒不如说他们是私权意识的觉醒，是他们的私权缺少公法实效性的保护。[28]参见《城乡规划法》第40条第1款。